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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气风发坚守三尺讲台 凝心聚力发展一方事业

    ——庞林林教授访谈录


    2022-03-22 14:40 庞林林 朱利平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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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利平(以下简称朱)

    庞院长您好,2022年我们太阳集团5493con|首頁|歡迎您!(以下简称广西民大)将迎来建校70周年的庆典,特别想请您回顾一下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外院)的发展历程,以及老一辈外院人在此过程中的贡献。首先,请问您是哪一年到这里工作的?当时我们整个学校,还有外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庞林林教授(以下简称庞)

    1966年广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刚好遇上文革,只能留在学校,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按月领工资。文革结束以后继续求学,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要求分配来这里,算是如愿以偿。那时我们的校名是“广西民族学院”(以下简称广西民院),各方面都很落后的:通往南宁市区的公共汽车4路车我们学校是终点两毛钱车费就可以到市中心朝阳广场。记得当时车少,人也比较多,每到星期天,等候上车的队伍得有一两里路长。那时我们学校属南宁市远郊,大家都叫它“西塘乡”,而不是“西乡塘”,也就是乡下了。学校围墙外面,都是乡村经济、乡村环境。我们学院始建于1964年,当时称做外语系,学生不多。那个时候的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很不发达,正处在蓄势待发的萌芽阶段,各行各业都比较萧条。当时我们国家跟东南亚的关系也不太好,818283年招生人数都不是很乐观。英语专业招生比较多,除了正规的本科生、专科生,还办“师训班”,以及各种各样的短训班,因为各地都缺英语老师。从招生规模和收益来讲,英语专业对整个外语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英语专业,外语系的日常开支都成问题。有了短训班的收入,外语系的创收是整个学校各个系里面比较好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

    朱:

    不容易啊。那越、老、泰专业的学生呢?全是本科生吗?师资情况如何?聘有外教吗?

    :

    是的。越、老、泰专业招的也是本科生。不过,生源不太稳定,有时才招一次,每次只招一个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生源问题,那时我们跟东南亚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毕业生也找不到对口的岗位。另外我们本校的老师不多,也没有外教那个时候,除了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其他地方院校基本上没有“外教”这个名词,聘请外教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关经验。再说了,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就等于下乡插队。我们越、老、泰的师资完全是国内的,包括从海外的归侨。60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曾有过排华的浪潮,不少华侨就回来上级就从归侨里面选出一些老师,解决我们的师资问题,所以我们大部分老师是归侨。

    :

    这么来,当时越、老、泰的师资并非该语种的大学毕业生那么聘用的标准是什么呢?

    :

    这些老师的确不是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学校也没有具体的聘用标准。当时人才缺乏,只是折中之举。比如泰语专业的元老房英老师,泰国高中毕业后回国,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和朱慧珍等老师同时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后就到我们学校教泰语了。另外,也有归国前就已经完成初中、高中学业,回国后学了其他外语专业的老师,基本可以在这里从事基础语言教学。比如说老挝语的元老李起朝老师,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但是老挝语学得相当不错。事实证明,李老师很会教书的,享誉海内外的陶红教授就是他的学生嘛,65年入学的。可以说,这批归侨对于小语种专业的起步非常关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

    :

    真是万事开头难呐。那么,五个语种的教学工作是如何趋于稳定的?期间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

    :

    改革开放头几年还可以,之后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差,和越南的关系直到80年代末还没解冻。当时招生都成问题,有些语种四年都不招一次生。直到90年代初,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才慢慢解冻。九一年底九二年初,我们和越南的关系才慢慢和解,之后才开始有人员往来。记得当时我们是通过曾瑞莲老师等归侨,才跟越南的学校联系上的。对方开始派一两个老师过来教学,这才开始有个别外教,很稀有的。我们这边也开始派人过去进行零星访问。也就在91-92年这段时间,作为系主任参加了学校组建的代表团去越南访问,朱耀枢但任团长(时任广西民院副院长),万辅彬(时任广西民院院长助理)随行,曾瑞莲老师担任翻译。我们访问了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越南国家外语大学、越南农学院、农业大学等几个校。

    可以说,我们的出访打破了坚冰!但在当时,一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一来边境地雷还没排完,而且我们过了国境线零公里”的地方还差点遇险,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是九死一生。你想啊,我们中午就过了国境线,越南边境站了,邀请我们去的学校却没有派车来接,以致我们滞留在边境站六个小时之久。之后,我们通过公安部门跟越南的边防部门联系,但他们仍派不出车来。眼看天快黑了,我们既不可能退回中国,也没法在边境站过夜。幸好,边境站有警察要去河内,就派了一辆警用吉普车,搭上我们一行四个人去往河内。路上颠簸了一夜,又遇上狂风暴雨袭击河内地区,车速很慢,沿途狂风、树枝不断袭来。在距离河内大约50公里的地方,一棵大树被风吹倒了,就倒在我们那车前方两三米处。假如砸中,后果不堪设想。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东南亚风暴的破坏力。就这样,我们下半夜才到河内师范大学。下车后,我们敲门说明来意,请门卫打电话,他们的国交处长才出来接待。在越南访问期间,我们和这几所学校交流了办学情况,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决定先互派教师,之后再派留学生。从92-94年,这几所学校都派有外教来上课

    现在看来,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开启了两国越南语教育教学交流的新局面,也奠定了我们在东南亚各语种教育的领先地位。此外,归侨在口语教学方面的优势很突出,加上我们学校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到了9394年,老挝语和泰语专业的中外交流也起步了。95年之后,所有专业都慢慢走向正轨。不过那时候是我们这边单向派学生过去,他们那边却没有派学生过来,主要是我们国家财力有限,无法负担外国留学生的补贴。整个广西,不论是学校、机关单位,还是个人,资金都非常匮乏!就南宁而言,即便如今最繁华的埌东一带,95年之前也跟西乡塘一样,是远郊;之后经济发展才慢慢走上正轨。当时,我们学生出国留学一年是自费的,不要求所有学生都出去,每个班也就去10来个这样,由学校负责联系国外的学校。到了90年代末,每个语种基本有了外教,师资、办公条件均有所改善,比如办公室有电脑了。

    :

    1999年毕业到这里工作,的确感觉办公条件简陋,不过外教却是年年有的。印象特别深的是法语外教比诺老师在这里坚持了好多年。听说我们给外教的报酬并不高,是什么让外教安心留下的呢?

    :

    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个过程,办公条件也得一步步来改善。我记得办公室配备空调是在2003年,那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说到外教,学校给的报酬绝对值都不高,因为时整个中国都是贫困的。在这种情况下,每月能收入两三千块钱,已经是鹤立鸡群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当万元户也只能是个dream”,对不对啊?相较而言,外教的收入比本土教师高很多了。当时国内消费水平也不高,虽说不能拿着这个报酬随意往返他们国外的家,在南宁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至于比诺老师,是不太在乎报酬的。她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很有亲近感;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师生都非常热情,在许多方面都令她感动。在历任外教当中,她在我们学校呆的时间最长,有五、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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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佩服这些外籍老师。不过,常年缺编,繁重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师资。您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身体健康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自己也坚持锻炼。记得有一年我们集体到桂平西山开展活动,您第一个登上了山顶。请问您是如何得出这种感悟的,健康的身体对于工作的促进作用有哪一些?

    :

    健康历来是工作的本钱,“三好”包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首先就是身体好。如果身体不好,学习工作也不会好。毛主席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要应付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是不可能的。一路走来,教学、科研和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也没能坚持日常体育锻炼,只能说是抽空锻炼。

    90年代的外语系,师资力量非常薄弱,英语专业教授只有我一个,似木一根。那时候我们这种地方院校,对全国各地的人才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更不可能去吸引高层次人才,只能靠这根“木头”来支撑。作为系主任又是唯一的教授,我不做谁来做接连送老师出国进修那两三年(95-97年),我身兼三职,系主任、专任教师、代课教师。也就是说,我一个人做行政工作、搞科研,还有承担英语本科高年级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具体来说,就是先送潘华慧老师出去进修一年;她从新加坡回来以后,又同时派钟小佩和潘克建两位老师出去一年。当时也有过顾虑,都派出去了,教学师资怎么解决?不派出去的话,将来又怎么维持下去?最后还是下决心送老师们出去进修。那几年我是连轴转,一到办公室就埋头赶紧处理公事,到了上课时间还得去上课,都没时间考虑是否扛得住。那两三年实在是非常艰辛,但我也乐于承担,毕竟我是系主任,又是业务骨干。既然外面请不到更好的师资,我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住,培养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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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牙坚持,这是个艰难却很有远见的决定,也可以说是一种体育精神吧。另外,我想起十多年前,有一次系里开大会,您在会上说将来我们的办公室秘书都是硕士毕业的!请问这个底气从哪里来或者说,是什么特别的经历让您如此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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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呀,事物总是发展的不会一成不变,而且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当然了,也可能正相反。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大地,的确有一件事,使我深信国家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好发展。记得我是89年公派去美国学习的,当时上级已经批准我八九年秋季出发,签证都已经办好了。但是年恰逢“八九政治风波”,我有些许担心去不成了。还好,邓小平同志意志坚定,指挥得当,两三个月后就慢慢平息了。我九月份如期去了美国,呆了3年,91年才回来。在此期间,邹世诚是代主任。毛主席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可见他办事果断,有大智慧。

    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国家方方面面事情的发展轨迹,包括从贫困到小康,从90年代早期人才的极度匮乏到90年代末期人才层次的缓慢提升,再到新世纪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有国际环境,大趋势都是逐渐向好的。我们外语系是99年底更名为外院的,包含了所有语种以及大学英语部,之后的几年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没有荒废任何一个语种,是全区语种最多的。回过头去看,80年代中末期以及90年代初期是艰难的,当中还有些波折,如果当时不采取措施,非通用语种可能都办不下去了。具体来讲就是分配问题,当时主要靠英语专业办各种培训班增加一点补贴,法语也有一点,但不多。当时工资非常低,我们系还算是学校里面创收比较多的单位。在分配的时候,我就主张整个系一盘棋,办学所得由系里统一支配。这样一来,才稳定了大局,留住了师资。要不然泰语专业房英老师可能就是光杆司令了!

    之后情况慢慢好转。到了2000年,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发展起来。由此,我坚信人才只会越来越多,层次也只会越来越高。国家培养的这些人才都要走向社会的,必然也有走向高校的。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师资力量肯定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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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来,凝心聚力是我们外院的发展秘诀之一了。此外,我觉得“3+1”这种教学模式是非通用语种办学成功的另一个秘诀。请问这是一开始就商定的,还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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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始于90年代中期。一开始也没有固定的说法。实行了两三年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基本定下来。学生三年在本校学习,一年出去留学。当时不要求全部都出去,有经济能力的就去。我们的培养方案是承认国内外的学习成绩,自费出国。到了2000年之后才有出国留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政策。这也是大环境决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过“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一直到邓小平同志九二年的“南巡”讲话,再一次肯定改革开放是对的,一定不能够走回头路,之后中国经济才再次走上正轨,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各种资助政策的完善,从2000年起,我们的“3+1”模式才慢慢推广至全体小语种专业,所有同学都出国留学一年。

    :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不仅小语种越办越好,英语和法语专业成功申报了硕士点,而您也在坚守岗位22年之后,等来了退休的生活。退休以后,您却没闲着,一直做督导,请问是什么促使您做这样的决定呢?做督导的意义何在?

    :

    60岁卸任外院院长,65岁办理退休。因为整个学校就20来个正高职称的教师,只好坚持。早在我退休之前,主管全校教学工作的朱耀枢副院长就有意让我来做督导了。之所以应承下来,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因为他长期主管教学,而我是系主任,工作往来较为频繁,彼此熟悉。领导肯定我的能力,这是一种荣幸。二是情义问题。领导盛情邀请,也就不便推脱了。三是师资成长的需要。2008年起我们学校发展步伐加快,新进了许多年轻教师。新进人才在有些方面不够踏实,比如工作经验不足等等,需要有人从旁指导。督导,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和指导,需要学识和经验,更需要权威性。假如你所说的没人相信,那还谈什么督导?就外语专业来说,当时亟需这样的人出来担当。虽说我已退休,不在一线工作,还是愿意从旁观察和提点一下。再者,我也很愿意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反思我们的外语教学工作。之前是从院长的角度,多以布置任务为主;做督导可以深入课堂,了解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综合以上考虑,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

    向您致敬。您听过我好几次课,也给了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相信很多青年教师也有同感。经过您以及老前辈们的接力奔跑,现在我们外院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了,比如接连成功申办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引进人才的层次越来越高,原有教职工也在不断成长和进步。您对这些变化有何看法,对于学院未来发展有何期望?

    :

    退休以后还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也很高兴。看到学院和学科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倍感欣慰。你刚才提到接力奔跑,的确要有这种积累过程。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个学院和学科的发展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实力提升,都不可能凭空而来,就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也不可能是在原始社会上面建的。先有“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成立了共和政府。国民党基本统一了中国,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些都是精神以及物质的积累。所以说任何成就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

    就我们学院而言,在我之前有一些老前辈积累了最早的家底,比如归侨是我们五个语种的宝贵的师资。入职之后,我从1984年做外语系副主任,之后做主任、院长,一直到2003年退休,前后19年主管教学工作。总的来说,我感觉任何人都只能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和广西民院的实际情况,都局限了我们的发展,人才引进非常困难,就连自身的师资都难保不流失。2000年之后各方面条件大有改观,我们的办学效果也就慢慢显现出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成绩的话,也只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把师资稳住,没有变成一盘散沙。

    我退休以后,古小松教授接任院长职务。当时主要是请他来协助发展非通用语种各专业的。他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张名片。不过他在社科院的业务过于繁忙,做的时间不长。后来由黄秀莲教授接任,是我给学校提建议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带头人。

    说到这个博士授权点,除了大势所趋,跟我们这些年来的人才储备,学科发展的积淀也有很大关系。90年代初,博士是非常稀。时间倒退一点,80年代的硕士也蛮吃香;解放初期就更不用说了,中学生走在路上都是昂首阔步的,因为自豪嘛。可见,时代在发展进步,人才层次肯定要不断提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覃修桂教授做院长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带领外院人在科研方面取得很大突破,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张旭教授就是他引进的嘛,也是很出色的学科带头人,做院长以来,多方发力,组建了一支水平较高的教学科研队伍。相信我们外院,还有我们学校,都有能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

    :

    非常感谢庞院长接受本次采访。相信外院将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辜负您以及老前辈们艰辛的付出。也祝愿走过70年风雨的太阳集团5493con|首頁|歡迎您!再创辉煌。

    (采访日期:20217月27日)

    参考文献

    1.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精神》[M].《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52-62页.

    2.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i 引自《体育之精神》,《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56页.此文是毛泽东主席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发表的体育专论.

    ii 转引自《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第5页.

    ii 此指2013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通过国家验收,正式确立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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